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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 天 有 情(一)

2018-10-14    热:0℃  分享:bj251470967

 苍  天  有  情
――许继慎、曹渊烈士及遗孤的百年沧桑

2012年8月9日,盛夏广州,我陪同许继慎的孤子、83岁的许民庆、夫人何碧霞以及女儿女婿许智文、谢志辉走进了广州市区一幢普通的居民楼。电梯门在7楼打开,曹渊烈士的孤子、88岁的曹云屏老先生已经守候在电梯口。无需我们做介绍,两位耄耋老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那一瞬间,站在许老身后的我,从曹老深情明澈的双眸中读到中华民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

曹渊、许继慎,均为皖西人,“五四运动”后安徽省学生运动的先锋,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参加了两次东征,并在北伐初期同时担任叶挺独立团1营营长、2营营长。在被民国史书称为“北伐战争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做为叶挺独立团的两把尖刀,二人都在这北伐战争史最辉煌的一页上写下了英雄的业绩。随即,曹渊,将他24岁的青春年华,永远凝铸在武昌城下。

曹渊牺牲后,贺胜桥重伤痊愈归队的许继慎任叶挺麾下的72团团长,率新编团先遣阻击共有7个团的夏斗寅叛军,救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于危难。1930年春,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派他到鄂豫皖苏区任红1军军长,凭借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高超的军事指挥造诣,许继慎和战友们在大别山创立了丰功伟业,却因坚持原则被排除异己、欲将苏区和红军打造成个人一统天下的张国焘以“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的名义杀害,时年30岁。1945年,中共七大为许继慎平反。1989年,中央军委颁布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十大元帅、十大将等在内的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名单(后增至36位),其中建国前牺牲的8位军事家中,第二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许继慎,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新四军军长叶挺之后。

曹渊,许继慎,这二位普通农家出身的皖西青年,在国家危难动荡岁月中短暂、革命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的人生足迹。

一、学运领袖,黄埔人杰

曹渊,原名曹郡宽,字溥泉,1902年出生于淮河南岸安徽寿县小甸集一个农民家庭。他的二哥曹少修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率乡众参加淮上军。1913年曹少修在家乡兴兵讨袁,当时11岁的曹渊就为讨袁军送信。17岁,家境贫寒的曹渊考入芜湖私立工读学校读书,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以养家谋生。次年,恽代英到安徽,经常到芜湖发表演说,在当时以穿衣吃饭为目的的教育环境下,恽代英以革命爱国的思想启迪大家:“学生只知服从真理,不知服从权力。”受五四爱国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响,曹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工人一起上街示威游行,被校方强迫退学。1921年,曹渊考入芜湖安徽公立职业学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关于在芜湖读书期间的曹渊,1923年在上海大学入党的寿县人徐梦秋写道:“君(指曹渊――笔者注)虽不喜多言,然遇大事,人人不能言不敢言者,君则毫无所惮,必侃侃尽所怀,无能挠之者”。安庆“6.2”学潮,曹渊带领学生游行声援。1922年3月,芜湖一千多名人力车工人罢工,抗议军阀政府增加牌照费,反对资本家增加车租,曹渊带领学生支援罢工工人,再次被学校开除。曹渊只身来到上海,随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胡允恭(又名胡萍舟、胡邦宪,1923年在上海由瞿秋白介绍入党)一起旁听。在这里,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触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包括同乡李坦(后名李荣桂)。面对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年轻的曹渊苦苦思索、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许继慎,原名绍周,字谨生,1901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土门店一个中等农民家庭,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吴氏卖掉田产,在许父挚友鲍昂千的帮助下让许继慎读完10年私塾。1920年,受时代的召唤,许继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来到了当时革命思想活跃的安庆读书。求学路上,船入长江口,许继慎看见高悬米字旗的船只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即口占一首五律诗:“国事艰难日,英雄奋起时。光阴如逝水,觉醒不宜迟。”

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安徽省会安庆,聚集了一大批革命者。在这里,许继慎结交了很多进步青年:舒传贤、王步文、薛卓汉、彭干臣等。1921年安庆建团,许继慎第一批参加。6月2日安庆大中学校爆发了大规模学潮,他仍然是中坚。1922年秋,许继慎被选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兼联络部部长,他又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及驱逐倪系(统治安徽多年的北洋军阀嫡系、安徽督军倪嗣冲)省长李兆珍等斗争。曾被少年时私塾老师称为具有“放野火”般文体的许继慎,在爱国主义学运的大潮中成为激情的宣传家和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3年秋,许继慎和王步文等学生领袖被反动当局通缉,逃亡到上海,在上海大学旁听。同年年底,许继慎在安庆由柯庆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全国的中共党员总数只有数百人。

此时的中国,距满清倒台、辛亥革命成功已经十二、三年。然而,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共和梦,用他自己的话说――“只得到一个空名”。中华民国总统走马灯似的换,从孙文、袁世凯到靠贿选上台的直系军阀曹锟,大总统宝座九次易主,中间还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并历经了直系的冯国璋和皖系的徐世昌。总理内阁更是翻云覆雨,国会丑闻不断,军政大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谋求的都是一己私利。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加上其它各地军阀争霸,神州大地战乱不断,百姓遭苛捐重税、甚至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时局动荡,国家危难。作为革命政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了十几年的国民党(前身同盟会)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救国之路。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斡旋国共合作。1922年9月,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之后抵沪与孙中山洽谈,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发表了联俄容共的孙文越飞宣言,国共合作日趋成熟。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年10月,国民党聘请共产国际鲍罗廷为顾问,改组国民党。

1924年,是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决定性变化的一年。一月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正式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10人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占执委会的四分之一。大会提出了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俄的支持下,一直苦于没有军队的孙中山着手建立革命武装。

上海大学,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校长于右任,教务长瞿秋白,邵力子、施存统、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此任教,蔡和森主编的《向导》、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对于革命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里,许继慎、曹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革命理论,面对军阀混战、强权割据的动荡中国,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投军报国的想法。1924年春,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中共党组织选派党内外优秀青年投考。在邓演达等主考的上海大学招生处的初试中,安徽六安人许继慎、王逸常、杨溥泉和寿县人曹渊、胡允恭、孙一中、廖运泽等顺利通过。由于瞿秋白的坚持,胡允恭留在上海大学继续做学生工作。五月初,许继慎,曹渊,廖运泽三人同行去广州参加复试,均被录取。

入黄埔军校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座落于黄埔岛上,人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孙中山亲任校总理。其时“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说甚盛。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黄埔军校的这幅对联加上“革命者来”的横批,更燃起了曹渊、许继慎为国为民血洒疆场的雄心壮志。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来到黄埔军校并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我们要把革命事业做成功,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在演讲的最后,他再次强调:“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走出农家小院,历经爱国主义学生运动的洗礼,许继慎、曹渊在黄埔军校迎来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军校的生活、学习和训练异常艰苦、繁重,天不亮起床,三分钟紧急集合出操,十分钟吃饭。黄埔一期蒋超雄回忆:“每天操课时间是十一小时,包括术科五小时,学科四小时,晚上自习两小时。”“全部课程本来需要三年,而第一期是用六个月来完成的。”“每一个小时吞下六个小时的功课。”  这一切,曹渊和许继慎都出色地完成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系统的第一个支部――中共黄埔直属支部的成员,每到星期天,许继慎和蒋先云、王逸常、杨其纲、陈赓经常到陈延年任区委书记的广东区委请示汇报工作,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开会学习,并在校内积极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尤其是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之后,黄埔特在支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配合新的政治思想教育,广泛团结青年军人,树立革命军人以国民革命为使命、遵守纪律、勇于献身的人生观,宣传革命思想、科学精神、民主原则,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加朝气蓬勃。曹渊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王逸常回忆,介绍人是一期时的教官金佛庄和学生二队队长茅延桢,周恩来参加了吸收曹渊入党的党小组会议。 

当时的革命中心广东,鱼龙混杂,反革命势力猖獗。尚未毕业的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商团平叛的首战中打出了军威,他们严明的军纪、英勇的战斗作风,给广州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习结束后,许继慎、曹渊双双分配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他们以满腔的热忱、无畏的勇气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这两个以黄埔一期生为基础军官的教导团,逐渐发展壮大,后称为校军、党军。1925年8月,以黄埔军4个教导团为主力,加粤军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

东征,共产党人的意志比城墙更坚硬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校军和粤军为主力,分三路开始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任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东征军参谋长,周恩来兼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黄埔教导团作为右路军,先后攻占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激战之后,攻克淡水。在左路、中路的滇桂军没有跟进的情况下,黄埔学生军孤军深入,一鼓作气拿下海丰、陆丰、汕头、潮安,又直下新田、黄塘、曲河、棉湖、揭阳,进驻潮州,在棉湖与10倍于己的林虎主力决战。激烈的战斗从拂晓打到下午四时,战线延伸数里长,阵地变换几十处,敌兵几次接近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和加仑将军所在的团部指挥所。关于棉湖之战,曾庆榴在《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中描述:“岌岌可危之时,以曹石泉为连长、曹渊为代表、唐同德为副连长的教导团学兵连,正好从别处调回,及时加入战斗。据第一次东征的史料记载:学兵连‘时而冲锋陷阵,时而白刃相接,时而绕敌侧击,斩杀无算,屡摧强敌,颇能得到战斗胜利’。后来,林军集中兵力,企图先攻占学兵连的阵地,然后再事扩张。(教导1团――笔者注)团长何应钦命令连长曹石泉:‘无论如何,都要死守阵地!’曹石泉指挥全连六七十人,占据桥梁、河岸,交叉发挥火力,将敌兵抵挡在小河彼岸。双方对峙三小时之久,敌兵不得越雷池一步,危局因之得以缓和。” 直至粤军和2团援兵赶到加入战斗,终于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广东省省长兼黄埔军校党代表、亲临前线犒军的廖仲恺大赞:“我们的军队,现在已经现出光采来了!”

棉湖之战和黄埔军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也得到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高度评价:“在俄国红军中极好的部队才能见着如此成绩。”“昨天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所少见,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使国民革命政府第一次统一了广东全境。棉湖战役后,曹渊、许继慎双双升任连长,曹渊任职第1军第1师第1团7连。

同年6月,在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许继慎、曹渊再立战功。据时任曹渊所在营党代表的王逸常回忆,11日,在龙眼洞,曹渊率全连攀山作战,作为策应,追击敌众得战利品颇多。14日,部队休息中,曹渊请假返回黄埔母校取衣物,在学校听到炮声,急驶船回部,赶至白云山,指挥作战,协同2团击破敌部。战后,许继慎调黄埔军校任第三期学生队队长,遇到了来自皖西英山县(现属湖北省黄冈地区)的黄埔三期生熊受暄、姜镜堂、王鄂峰等人。熊受暄入学不久即加入共产党,是三期学生中的佼佼者,姜、王二人也在学习期间成为中共党员。

滇桂军阀叛乱,盘踞粤东的陈炯明乘乱再起,在广东南部军阀邓本殷配合下,分四路夹击广州,企图推翻革命政权。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10月初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东征军总指挥为蒋介石,汪精卫任东征军党代表,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1军党代表。

惠州之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中的关键战役。惠州城高大坚固,环水且有护城河,号称东江天险,在过去历次战争中都从未被攻陷过。敌军居高临下,机枪火网,东征军奋力攻城,血肉之躯,死伤枕藉。关于惠州战役之艰巨,黄埔一期生、时任东征军1军第一补充团党代表的王逸常在《回忆周恩来同志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一文中叙述:“周恩来乃在军令之外,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  激战中,许继慎、蒋先云和敢死队员一起冒着密集的弹雨架梯子爬城,杀敌争先。据《黄埔东江烈士墓碑》记载:“十四日,炮向北门及左右侧防御机关猛烈射击,掩护冲锋者前进,众乘势倚梯肉搏以登,前仆后继… …古所称天险惠城,三年攻之,不足一日陷之有余。”亲历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亚·伊·切列藩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东征军势如破竹,攻克海丰、陆丰、兴宁、潮州、汕头,占领紫金、五华、揭阳、饶平,最后取得河源、老隆、梅县、大浦。曹渊率7连勇猛顽强、一路克敌,在收复潮汕、梅县后升任第1军3师九团1营营长。

“在这次东征战役中,继慎每次作战,都表现得特别英勇,而且还立了一大功。”曾任《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主笔、30年代初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胡允恭回忆说。他还特别写到许继慎在第二次东征中的另一奇功:第1军3师7团党代表蒋先云,因需常住前线,特调许继慎为7团党代表少校干事、代理党代表。兴宁战役,3师9团遇到陈炯明一个师的抵抗,激战后溃败,团长卫立煌脱掉军装,穿内衣骑马奔逃,他的部队也四下而散。正在这关键时刻,许继慎率7团两个连增援赶到,看到卫立煌的狼狈情况,立刻骑马奋力赶去,半说服半强迫,迫使他着上军服共同迎敌。东征军回马,叛军畏惧,再有援军到达,东征军终于转败为胜。战后,卫立煌得到嘉奖,晋升为少将。胡允恭写道:“继慎不但不谈战功,更缄口不谈说服(堵回)这个团长一事。但此事不胫而走,在7团终于传开,蒋先云据实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继慎得到了党内表扬。” 

革命军一路征战,一路宣传,并积极发动组织地方民众活动。据1926年1月23日《岭东民国日报》报导,澄海民众集会纪念列宁、声讨反革命,7团党代表许继慎任大会主席。

同学不同路

国民革命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并没有掩盖住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和斗争。以蒋先云、李之龙等为首、两千多名会员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把一大批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和进步军人团结在一起,一大批革命师生聚集在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廖仲恺、周恩来、恽代英、邓演达等周围。1925年初的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选举时,蒋介石竟然落选,当选的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 

革命势力的迅猛壮大,刺痛了王柏龄、冷欣、贺衷寒、杨引之等右派分子,他们在蒋介石的指使支持下,成立了以右派反共分子为主的“孙文主义协会”,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蒋介石打击排挤共产党人的工具,这个组织也很快发展了会员四百余人。“一部分顽固分子在校内和军内制造反共活动,经常用发动语言诽谤打击共产党的同志,从而引起学生和干部思想上的两极分化。”黄埔一期生韩浚说,在孙文主义协会成立后,“两派斗争更加激化,甚至动武,双方经常打的头破血流。”据包惠僧、李侠公、胡允恭回忆,至少三次酿成了枪击事件。黄埔一期生郭一予也描述过,1925年秋,“在军校第四期中也发生了两派斗争激烈事件。周恩来那时在潮汕东征前线,得悉这一消息后即派蒋先云(当时在东征军任团党代表)回校进行调处,才使双方暂时消防除争执。” 

小小的黄埔岛,奔赴革命而来的热血青年,在短暂的革命征途上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不少人同学不同路。作为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分子的许继慎、曹渊,也是这“第二战场”上的战将,需要时亦不惜拔拳。

据胡允恭回忆:“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不及休息,蒋介石突然在潮州西湖公园大餐厅设宴招待连以上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借此挑起一场辩论。”蒋假称内部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然后才能对敌,欲以此打击、排除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协会负责人缪斌、贺衷寒、邦悌、曾扩清等纷纷发言响应,主张立即分道扬镳:共产党离开国民党,便不能存在。

共产党人由蒋先云首先发言,阐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以40年革命经验而成,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并强调分开和合作,应以有利于革命为重。平常一向沉默寡言的曹渊也挺身而出:“革命是挽救民族、解放祖国的需要,是革命人民的神圣事业,不是哪一党哪一派可以包办的。你们说共产党人‘篡夺’,事实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只有共产党员,才最致力于革命,最忠实于革命。”许继慎最后发言,他指着曾作战负伤的蒋先云,从他和唐同德营长说到连、排共产党员干部,包括自己亲带战士爬城,同时提到攻城时临阵脱逃的国民党团长。“这不仅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主要是忠实不忠实革命的问题。”共产党人的发言,得到许多国民党左派和进步军人的响应。

在步入黄埔军校之后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系列激烈复杂、惨烈悲壮的政治军事生活和斗争,使年仅二十三、四岁的许继慎、曹渊迅速成长,成为英勇顽强的革命军人和成熟干练的军事指挥员,同时也是政治上耳聪目明、立场坚定的革命者。


1924年3月下旬,曹渊妻子在家乡产下一男婴,请寿县名儒、也是曹渊少年时代的启蒙塾师张树侯先生为孩子取名云屏,乳名东黎,意寄东方的曙光。当时在上海的曹渊因忙于报考、奔赴黄埔军校,不仅未能回家看望,连信函也不能及时沟通。五月初,曹渊填写黄埔军校入学登记表时,在“子名”一栏里写下了“云灿”二字。1926年3月中旬,曹渊收到父亲病重、思子心切的家信,遂请假回乡省亲,才见到他已经两岁的独子曹云屏。这不到一个月的休假,是曹渊、曹云屏父子曾经共渡的全部时光。近80年后,曹云屏看到父亲亲笔填写的黄埔军校入学登记表复印件时,才知道父亲曾经为他取了“云灿”这个名字,那一瞬间,曹云屏感受到了深深的父爱。

在黄埔军校期间,许继慎遇到了在军校医务室做护士的广东阳江人谭冠玉,据谭冠玉嫂子回忆,许谭二人“一见钟情,即定终身”。

1925年二次东征胜利后,部队还停留在汕头,谭冠玉便奔许继慎而去,两人回到广州便生活在一起。1929年12月底,他们的独子许民庆在上海出生。次年春节过后,许继慎受中央军委派遣去大别山任红1军军长,他吻别不满百日的儿子,一去不归。

二、北伐先锋,铁军英魂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20年代中期,一首比普通儿歌旋律还要简单的歌曲在北伐军中和他们所经之地唱响,其词曲至今仍然强劲震撼。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7月27日,蒋在广州启程,发兵两湖。因此,很多人以1926年7月为北伐战争起始点。

事实是,1926年5月上旬,被称为“北伐先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2,100名官兵即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北伐。20日,他们途经广州时,周恩来接见独立团连以上干部,同时输送曹渊等党员干部加入。周恩来深知由原地方军阀部队组成的北伐军的战斗力有限、且会在战场上各存私念,他鼓励叶挺和共产党员带队英勇拼杀:“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各部队就会跟上的。”并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为独立团壮行。

独立团一路破敌

烈日炎炎,霍乱时疫流行,独立团官兵跋山涉水,于5月27日抵达湖南境内,以驰援从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反正出来、正遭吴佩孚强兵威逼的唐生智部。随即,占据湘南的唐生智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及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完全转向国民政府。

6月3日,独立团刚刚到达安仁,即遭遇敌军4个团,唐生智部不战而退。叶挺率全团对敌发起强攻,其时,曹渊正为唐生智部运送武器、在郴州交接,接到叶挺命令,他率1营紧急赶到战场,凭丰富的战场经验判断出敌我双方位置,及时支援3营。4日,他们占领安仁,5日,攻克攸县,独立团连胜粤军谢文炳四个团和赣军唐福山两个团,初战告捷。

就在吴佩孚近二十万大军的虎口旁,叶挺独立团孤军深入,傲然挺立一个月,直至7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10师、12师到达。7月10日,独立团会同以上2师收复醴陵。这次战役中,1营与粤军增援部队千余人遭遇,曹渊果断下令出击,在民兵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将敌军击溃。12日,独立团占领浏阳。在中山舰事件后公开明确自己共产党员身份、退出第1军的许继慎受周恩来派遣,带领30多名党员干部充实叶挺独立团,追到浏阳与叶挺会合。鉴于周士第现任独立团参谋长,周恩来原拟任团参谋长的许继慎接替贺声洋为第2营营长。

平江,汨罗江防线上一座险峻的堡垒,率重兵守城的吴佩孚第50混成旅旅长陆云称之为“固若金汤”。据周士第回忆,8月19日,在当地工人、农民的帮助下,叶挺独立团隐蔽渡江,从小路直奔平江城。次日晨,曹渊率第1营和机枪连为前卫攻入城内,陆云自杀。同时,许继慎率第2营攻破审思岭主阵地,第3营拿下童子岭,吴佩孚的汨罗江防线被铲平。此次胜利,中共地方党组织功不可没:他们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战前对于敌人火力、布雷配置的侦察以及战斗协助,这也是毛泽东等人在湖南长期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的结果。

平江战役之后,许继慎写了一篇《平江战记》,谈到这次战争是团长和全团官兵替他上了一次战斗课,步兵操典上说‘万众一心’,只有共产党的部队才能够做到。对于叶挺,他认为是未来的无敌将军,现在的铁人。许继慎具体写道:“在这次战役中,团长始终手持团旗跑步前进,全团官兵谁也不甘落后,大家全是浑身泥水、汗水,不休息,不拂拭,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才取得这次胜利。” 

叶挺,生于1896年,广东梅县人,广州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孙中山警卫团营长,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及孙中山、护卫宋庆龄的大功臣,后由廖仲恺推荐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叶挺与聂荣臻、熊雄一道回国后,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校长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商讨决定,成立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的34团,由叶挺任团长,并于同年11月改为直属4军的独立团,人称叶挺独立团,其人员调配及政治军事训练不属于4军,而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负责。这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官兵平等,每营都有党小组,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守军纪。独立团的训练也是极为严格的,当时一般部队是“三操两讲”,叶挺是“四操三讲”,其体能强度和军事理论训练都远超其它部队。每次操练,30岁的叶挺都身体力行,汗水与战士流在一起,使全团顽强耐劳、连续作战的能力大为增长。团长高超的军事造诣、高洁的品格、严格自律、平等民主的作风,使他成为全团官兵的典范,也是曹渊、许继慎二人的楷模。

被叶剑英称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不仅仅先于其他部队一、两个月先遣北伐,而且在7月初会合北伐大军后依然勇为先锋,一路领先。7月10日先于4军12师师长及其它4军部队一个多小时攻破醴陵城,且连续追击占领浏阳,而此时4军军部和各师仍旧留在醴陵。平江城破后,独立团22日又率先攻克通城。

8月23日,第4军军部进入通城,军党代表、共产党员廖乾五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抢占武(昌)长(沙)铁路的中伙铺车站。在友军有畏难情绪的情况下,连续奔袭、极度疲劳的独立团再挑重担,星夜兼程,跑步行军80多公里,由许继慎率2营为前卫,于25日清早冲入火车站,俘获敌孙建业的第2团李精明团,控制了粤汉铁路,切断了吴佩孚武长线运兵的大动脉。

汀泗桥,铁军扬威名

8月23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决定进行鄂南会战,以两桥为主战场――汀泗桥和贺胜桥。汀泗桥实战中,作为策应第二、三路军的6、7军和8军的一部并没有到位,是以4军1、2师和独立团为主力的第一路军独立作战攻下的。 

北距武昌六、七十里的汀泗桥,是咸宁县内一重镇,是通往武汉的第一道门户。1921年鄂湘之战时,吴佩孚凭借汀泗桥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天险,成功阻隔赵恒锡的数万湘军。平江战役之后,吴佩孚派重将及两万余人固守汀泗桥,同时,亲率大军南下,将来自北方的革命军逼出南口,并派最精锐部队和装备把守汀泗桥。

汀泗桥战役26日打响,当时洪水泛滥,唯一能够通行的铁路桥被吴佩孚强烈炮火死死封住,4军35、36两团伤亡很大,暂停进攻。不料敌军趁势反击,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冲入4军并接近军部,作为预备队的叶挺独立团立刻组织阻击,曹渊奉命带1营救援军部,经数小时激战,终于打退顽敌,曹渊和1营受军部通令嘉奖。叶挺到乡间调查,发现大山中有小路可绕道敌人侧后,经军师部批准,叶挺率2、3营攀山夜行迂回,突然从敌人侧背发起猛攻,35、36团及曹渊带独立团1营正面出击,敌人遭前后夹击,抵抗不过两小时即败。27日,汀泗桥战役胜利结束。战后,独立团再获军部通令嘉奖,35团一位营长感慨地说:“看到独立团官兵汗水、泥水满身,几乎每个人手足都被荆棘刺伤,衣服刮破,真令我们惭愧。”4军12师36团团长黄琪翔回忆道:“我军登上山头后,发现无数死伤在战壕里的敌军,大部分负有白刃战的刺刀伤,足见战斗激烈程度。” 

在4军2师后续部队任连党代表的黄埔四期生王石风写道:“夜间,在暮色苍茫中我经过汀泗桥时,只见桥头两端,遍地死尸。我不得不脚踏死尸而过。”汀泗桥战役之后,当地人民见到独立团和四军就称“铁军”,这是他们被称为“铁军”的开端。

叶挺说:贺胜桥战斗最后阶段,就是第2营指挥我

攻破天险汀泗桥,叶挺率全团继续追击北逃咸宁之敌。据团参谋长周士第回忆,离开汀泗桥十余里处,接到师长张发奎特急命令:为避免遭敌伏击,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此时,担任前卫的2营营长许继慎送来报告:“咸宁的敌人甚混乱,铁路线可以通过,请速令机枪连来掩护职营冲过去。”泛滥的洪水中,唯有铁路桥基面的水刚过脚踝深,仍可行走。看到咸宁铁路北端3公里长、两旁俱被水淹、暴露在敌人正面重火力之下的铁路线,  叶挺明白如果等敌人增援部队到达、组织好防守之后再进攻,北伐军必遭重创。为了大局,叶挺不惜违抗军令,当机立断,以机枪连和特别大队占领铁路两侧,火力掩护2营,叶挺率1、3营随后跟进。许继慎集合队伍,对全营说明战况和任务、作了简短的政治动员后,下了一条死命令:“一直向前冲,占领对面敌人阵地,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在许继慎带领下,“第2营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一条巨龙似的向前奔去。冲过铁路桥时,遭到敌人的交叉火力的射击。战士们仍以无比的英勇在铁路桥上前赴后继,连续冲锋,”打垮了桥头守敌,冲过铁路桥,于同日上午11时占领咸宁。 代行第4军军长之职的4军副军长、原本责备叶挺“好胜鲁莽,过于急进”的陈可钰,随后骑马沿粤汉铁路线到达咸宁,一路行进,两侧一片汪洋,唯有一条铁路线可以通行,他无法想像独立团是怎样夺取了咸宁,更无法想像一旦4军在此地被顽敌重兵阻击之惊险,陈可钰发自内心地称赞叶挺:“具有军事天才,能见机进取!” 

咸宁城破,北伐军面临其直捣武汉的最后一个关口――贺胜桥。吸取了平江、汀泗桥失利的教训,吴佩孚亲自指导部署了贺胜桥防御阵地,后侧也配置了十余里的防线,每个山头修筑环形工事,相互连环作战。吴佩孚亲自指挥贺胜桥战役,并扬言“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

攻打贺胜桥,叶挺独立团担任正面主攻,再做先锋。29日夜,2营、3营在当地农民带领下,潜伏至距离敌阵地仅百余米处,敌人发觉,开始射击,4时许,天已见亮,部队难以继续隐蔽,许继慎果断决定提前发起进攻。2营孤军深入,很快冲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接近印斗山时,被敌第八师刘玉春部出击包围,许继慎胸部受伤,子弹从他的右胸进入、穿左胸而出,他坚持指挥战斗。危急情况下,叶挺派担任预备队的1营和特别大队出击,曹渊率战友们勇猛冲杀,2营顽强突围,他们前后夹击敌人,终将刘玉春部打退。叶挺果断下令拿下印斗山,他集中兵力,派参谋长周士第指挥作战,独立团官兵猛打猛冲,一千多把雪亮的刺刀杀入敌人阵地,如猛虎入羊群,几万敌人连跑带滚,山崩一样的垮了下去。吴佩孚的大刀队在贺胜桥头执法,杀了退却下了的旅长、团长数名,将旅长余荫森等人的头挂在桥头,疯狂的敌军拼命抵抗,机关枪扫射如飙风骤雨,但仍然挡不住他们兵败之势,仅贺胜桥上退却的敌兵被挤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数以千计。而后,不少在铁路线上拥挤奔逃的敌兵又惨死在乘火车仓皇出逃的吴佩孚的车轮下。30日,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攻克咸宁之战,叶挺评价许继慎:“冒险前进,毫无顾虑,颇得友军称赞。”1926年年底分配到独立团2营6连任排长、在独立团由许继慎介绍入党、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聂鹤亭后来回忆,叶挺曾当众说过:“贺胜桥战斗最后阶段,就是第2营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这也是叶挺对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许继慎的由衷赞赏。

《广州民国日报》在“第4军前方破敌志要”一文中说:“八月卅日 破贺胜桥,灭敌两万,吴贼受伤。”

刘玉春在《百战归田录》中这样描述贺胜桥之战:“退至贺胜桥,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浮尸至不见水面。玉春践尸而过,昏夜还至武昌之南关… … 集合本师查点员名… …凡五千员名,伤亡三千零五名。”

聂荣臻著文《与叶挺相处的日子里》提到他在贺胜桥战后、打扫战场之前赶到现场:“当时正是九月初,天气很热,死尸腐烂了,臭味令人窒息。我在火车上都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叶挺独立团的伤亡也很大。”

贺胜桥战役之惨烈,由上可见一斑。

武昌城下,曹渊浴血

距与周恩来“武汉见面”的握别不过两月零几天,叶挺率独立团到了武昌城下。这就是名满天下的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携龟蛇二山扼守长江咽喉,其雄险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武昌城墙二丈余高,护城壕4米宽、3米深,北伐军用临时征用的民间木梯爬城,梯子高度不够,敌人火力迅猛,北伐军伤亡极大,两次攻城均告失利。在前线督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决定坐困武昌:汉口、汉阳破城在即,武昌敌人粮草断绝,自然会瓦解,以免徒招无谓牺牲。9月3日,蒋介石到达,他刚愎自用,不听从汇报解释,以东征惠州攻城的旧经验为由,武断下令强行攻城。独立团接受了攻打湘门至宾阳门的任务,叶挺决定1营做奋勇队,曹渊担任队长,2营做拥进队。

曹渊接受任务后,动员全营。1营官兵斗志昂扬,摩拳擦掌,官兵们纷纷留下家书、遗物,全营充满了为革命献身的壮烈激情。3连连长高超把一封家信和几件衣物、几十元钱交给营文书周廷恩,请周寄给城内的妻子。独立团留书攻城的佳话不胫而走,革命军和武汉人民中盛传“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 

9月5日零时左右,独立团出发攻城。接近城壕时,敌人发觉,顿时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连天而起,疾风骤雨般从城墙上泼洒下来,视死如归的独立团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护城壕,前赴后继,义无反顾架起竹梯,爬上城墙的官兵与敌人展开肉搏。然而,大部分其它部队奋勇队在距离城墙较远处即停止前进,4军第36团和7军14团等奋勇队虽然冲到城下,却因梯长不够而不能登城,致使敌人集中兵力不断增援到独立团攻城地点,寡不敌众的1营登城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城下的奋勇队也遭致重大伤亡。高超连长率兵登梯之时,被敌人俯射机枪击中,连中数弹,坠梯阵亡,其时与他在武昌的家只有一墙之隔。踏着连长血迹执梯而上的奋勇队官兵也在攀登搏杀中相继倒在城墙下。1营三位连长、五位排长先后牺牲。

天已放亮,指挥作战的曹渊目睹了战友们惨烈悲壮的拼搏,给叶挺写了一份报告:“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仍在坚持。”就在曹渊收笔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曹渊倒下,他落款最后一个字“渊”的最后一竖也随着他身体的移动拖了三四寸长… …

就在曹渊最后一次攻城时,叶挺接到陈可钰电话:第1军第2师刘峙的奋勇队已经入城,陈可钰命令叶挺立即督军入城以便策应。叶挺素知“3.20”事件赶走了共产党员以后的第1军的涣散状况,自蒋介石亲率第1军1、2师出征北伐后,蒋介石对于1军非常失望,因其怯懦无为、军纪涣散而在三十几天的时间内连续五次斥责,还撤换了三个团长,叶挺不免起疑:刘峙怎么会在这全国瞩目的重城攻坚之时如此英勇善战?叶挺率部临城,接到曹渊报告,他细心观察、聆听,发现城边各个阵地很是寂静,刘峙2师的武胜门一带更是鸦雀无声,他果断率部撤离,而奉命出击的4军35团遭到炮击,伤亡很大。机警的叶挺,识破了刘峙冒功诈赢的卑劣伎俩,避免了独立团进一步的损失。

曹渊牺牲后,叶挺团长下令抢回曹渊的遗体,却因距敌太近出击数次而没有成功,直至夜间才将遗体运回。9月16日,行军夜经武昌长春观大门的第1军2师4团特务连党代表慕中岳在昏暗中看到三副棺木,他打开手电在一副棺材上看到墨笔字迹:“第4军独立团第1营长曹渊之柩”。 

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第三次总攻击。独立团凭着拼死一战的精神,用架设云梯的办法硬是在通湘门取得了突破,入城后,直取炮台工事坚固的蛇山。他们一路攻破许多集团房屋,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人。独立团占领蛇山后,全城一万多守敌停止抵抗,放下了武器,敌守将刘玉春、陈家谟被俘。

从第一次攻城到武昌破城,历时40天,最后按李宗仁困敌之术攻而夺之。其间,共产党人陈潭秋等人在城内领导对敌斗争,瓦解敌军,对克敌制胜起了重要作用。据《国民革命军第4军追悼阵亡将士特刊》记载,独立团北伐伤亡统计表里武昌之战中,伤:243名,亡:312名――死大于伤!武昌战后全团的伤亡达到了70%。独立团集合时,一向以标准军人仪态、仪表著称的叶挺当着全体官兵的面,不能自己地失声痛哭。

数十年后,攻城总指挥李宗仁忆述:“四军独立团虽潜至城角,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城官兵系数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至极点。” 时任4军参谋长的邓演存也说:叶挺独立团在武昌战役中,“牺牲最钜、战功最大,所获战果最辉煌。”中共中央192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通讯》也充分肯定了叶挺独立团的战绩:“自入湘以来,叶团每战皆列前锋,其作战之勇,军纪之佳,牺牲之巨,为各军之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亦致电叶挺独立团:“自公等出发前方后,频获捷音,备知公等努力杀敌,勇往直前,为革命军人之冠。此次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宾阳门、通湘门诸役,战绩卓著,树立奇功,而宾阳门至通湘门一役牺牲犹大,且复爱护人民,注重军纪,是皆素日锻炼有方,与主义激发所以然也。”

攻克武昌之后,叶挺将收集到的独立团191具官兵遗体合葬在洪山脚下:“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在机枪连连长练国梁、第1营书记周廷恩、第4连连长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叶挺反复做工作,最后与廖乾五说服了陈可钰、张发奎,在烈士墓前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牺牲者”的墓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特嘱王逸常为曹渊书写传略,在《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特刊》上发表。

曹渊牺牲后,共产党组织派曹渊的同乡、黄埔一期生、二次东征时任曹渊7连副连长的共产党员孙一中(原名孙以宗,后更名孙德清,曾任湘鄂西根据地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代理独立团1营营长,孙一中武昌战役负伤后,由后来任秋收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继任。叶挺独立团,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培养了大批干部,也提供了宝贵的治军经验。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有3位出自当年的叶挺独立团:叶挺,许继慎,林彪。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陈毅执笔的《新四军军歌》的起首句,见证了英雄的铁军精神在新四军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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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苍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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